；而余有江南燕齐之行。过长沙，与郭筠仙侍郎商榷得失，携其稿呈威毅伯曾公。又明年三月，余归东湖。六月，至金陵……乃续成五卷，自七月讫九月毕事。阅时几三载，凡历游五省，中间人事牵率，忽作忽辍，其执笔为文，九阅月耳。”国荃因不满《湘军志》而嘱定安改撰之缘起与夫定安撰《湘军记》之经过暨资料，于此可见大凡。盖以《湘军志》为底本，而加以修改与补充，阎运为创作，定安则因其旧而重为编撰（取材《湘军志》处固不鲜），创者每易疏漏，因者易于周密，此亦常理，而资料较富，叙次多较赡备（亦间有失考处），启超称以“翔实”，非无当也。特栽酥独往独来，少所瞻顾，振笔直书，断制自如，蔚成一家之言，自非定安所逮。而文章之雅健雄奇，使读者感浓厚之兴味，留深刻之印象，恶之者亦叹美不遑，而恚嫉所以益甚焉。世之嗜读《湘军志》者多《湘军记》者少，岂无故哉？（国荃叙《湘军记》，谓“至其叙事简瞻，论断精严，则仰诹门，俯瞰兰台，伯仲于陈志、欧史之间，可谓体大思精，事实而言文者矣。”亦甚赞其文字之工，虽涉过誉，定安要亦能文者，造诣可观，惟难与栽丝购舛。）
沃丘仲子（费行简）《近代名人小传》传栽擞性疲骸八为《湘军志》，是非之公，为唐后良史第一，而骄将恶其笔伐，有欲得而甘心者……”则以门人而赞扬本师，亦略同栽怂谓“此书信奇作，实亦多所伤，有取祸之道……非史官而言人长短，则人尤伤心矣”之旨也。信史之难，自古所叹，栽舜俗鳎虽可议处甚多，而精气光怪，不可掩遏，实有不朽者存，是在读者之善于别择而已（民国二十五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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